德国***对华政策（德国政党法的制定背景）

本文目录

• 德国政党法的制定背景
•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起源发展
• 二战为什么中德有合作
• 中国和德国之间都有什么贸易往来
• 朔尔茨“绝不脱钩”与绿党“限制德企对中投资”，德国内部矛盾尖锐化

德国政党法的制定背景

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就政党进行单独立法的国家，这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一) 历史的教训使德国人认识到,政党政治只有在法律的限制下,才能沿着健康轨道发展。总结历史, 魏玛共和国和希特勒时期不稳定政党体制的教训成为创立新型政治体制的基础。魏玛共和国被称为民主体制的典型代表, 但是它缺乏有效的约束, 无法组成统一的,稳定的政党联盟, 进而建立强有力的政府。这一时期德国有大小一百多个政党, 能经常进入议会的政党有二十多个。许多德国人认为这种政府既弱小也缺乏明确性, 没有统一的目标将德国人凝聚起来; 希特勒时期的政党体制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以纳粹党为核心的高度垄断的政党体制, 缺乏起码的民主机制, 希特勒统治期间于1933 年7 月14 日颁布禁止建立政党的法律,规定“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是德国唯一合法的政党, 建立了纳粹党“****”。在此基础上组成的集权政府推行的是令人发指的政策, 结果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德国在战后的被分割。两个极端的教训, 使许多德国人产生一种消极的意识,即应该尽量避开政党政治生活。然而, 自19 世纪始, 现代政党随代议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 政党政治已不可避免。问题在于如何建立一种恰当的政党制度, 既能加强德国人的凝聚力, 再次唤醒他们的公民责任感, 又能保证德国不能随意膨胀自己的欲望。所以从联邦德国成立之日起, 把政党政治纳入民主法治的轨道这个问题就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二) 战后初期联邦德国政党体制和政党局势混乱,联邦政府希望尽早建立稳定的政党制度。1949 年9 月20 日,在德境西占区正式建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或西德。同年10 月7 日, 德境东占区也建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或东德。自此,在德国历史上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由外部力量强加的东西分裂状态。战后德国纳粹投降, 禁党令也随着宣告解除, 政党开始重建, 德国西部涌现出为数极多的政党, 出现了500 多个组织要求建立政党, 最终有150 多个获得了政党身份。比较有影响的政党包括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共产党、联邦***、巴伐利亚党以及汉诺威党等。这一时期, 由于历史、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制约, 自然形成了两大政党阵营,即以***(基民盟/ 基社盟) 为一方的右翼和以***成为另一方的左翼。这种左右对立的局面, 使得刚组建的联邦政府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1949 年5 月23 日联邦德国通过了《基本法》, 在第21 条中对政党作出规定:“政党应参与国民政治愿望的形成。政党可以自由成立, 它们的内部组织必须遵循民主原则。它们必须公布经费的来源; 凡是政党的目标或其成员的行为意在损害或推翻根本的民主秩序, 或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存在有不利的影响, 都将被视为违反宪法。联邦宪法法院有权对违反宪法的行为进行裁决”。《基本法》保证了政党的合法存在及政党自由, 同时也规定了其责任, 表明政党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这毕竟只是原则性的规定,而政党政治中的许多具体问题, 却难以找到明确而又统一的解释。联邦议院中的各个政党为了更加明确政党的地位及政党的职能,开始讨论制定一部具体的部门法。(三) 制定《政党法》之时德国政党政治正处于由乱到治的时期,议会也在长达十八年的讨论中对《政党法》基本达成一致。在1949 - 1966 间, 联邦德国的政党政治格局由初期的政党林立逐渐演变为三元政党政治格局。即1961 年和1965 年进入第三、第四届联邦议院的政党均为3 个,***、***和自民党,政党政治逐步趋于稳定化、规范化。1966 爆发的经济危机及自民党的倒戈, 还有极右翼政党的挑战与***显示出新活力, 第五届联邦政府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辞职, 接替他的是库特·格奥尔特·基辛格。由于***在联邦议院中已不占绝对优势, 它只能希望在与***合作的范围内重整旗鼓,这样,在新领导人的带领下,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联合政府成立了。这标志着联邦德国政党体制发生了历史性转折: 经过17 年的反复较量, ***终于承认了***的平等政治地位和执政能力, 确立了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的二元体制; ***参与执政, 为它宣传和推动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及未来的联邦议院的选举取得了有利地位, 为该党在大联合政府束后长达13 年的时间里执政奠定了基础。***与***组成的大联合政府, 使得联邦议会在政府执政问题和法律通过问题上形成前所未有的一致, 为长期酝酿的《政党法》的最终出台作好了程序上的准备。(四) 联邦德国当时处于东西方对抗的前线,联邦政府仍需要继续加强法律上的控制,来*****的影响。从1947 年下半年起, 随着两大阵营冷战的发生和加剧,联邦德国也同欧美发达****国家一起掀起了**浪潮。1956 年, 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采取异常**的政策, 联邦政府要求联邦法院, 以不遵守《基本法》为由取缔了德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根本就不同意签署《基本法》) 。**活动使共产党的活动受到很大打击, 党员数量和党的影响也急剧减少和降低, 但由于联邦德国处于两种社会制度对抗的前线, 共产党在联邦德国仍有一定的影响, 联邦政府也不敢对共产党掉以轻心, 仍需通过立法来限制和打击。尤其是1966 年***加入到政权中来, 由于历史原因, ***的思想体系同共产党是对立的, 所以制订具体约束政党活动的《政党法》来限制共产党的发展也就成为必然。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起源发展

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准确的建党时间，一般认为全德工人联合会（AD**：德语：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s，建立于1863年5月23日，莱比锡）的建立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的标志。有时，1875年5月22日到27日，全德工人协会（AD**）和社会民主工党（SDAP，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由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爱森纳赫派）于1869年建立于爱森纳赫）合并成德国社会工人党（SAP，Sozialis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也被认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的标志。由于1890年秋天开始实施的*****法，德国社会工人党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年后，在艾尔福特通过了艾尔福特宣言（德文:Parteitagin Erfurt）。由卡尔·考茨基(KarlKautsky）和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Bernstein)撰写的党纲拒绝了改革主义，并且向马克思主义倾斜。早期的Spd经常站在工会一边，并且和19世纪欧洲大多数社会主义党派和社会主义民主党派一样，墨守成规的引导着马克思主义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德华·伯恩斯坦发表了他的修正主义理论，以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占主流的革命理论。他的修正主义理论一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贯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本质上，他的理论认为：在德国可以通过一次民主的，合法的选举，进行一次政府更替，从而实现德国的社会主义变革。这个历史性的社会民主主义变革（遭到帝国首相俾斯麦(Ottovon Bi**arcks)强烈反对和镇压，见*****法（德文:Sozialistengesetze））导致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党派结构的高速发展，并拥有极高的工作效率。在此期间，被认为是国家力量带言人的陆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Alfred Grafvon Waldersee)多次要求对社会民主人士进行暴力镇压。但是，庞大的工人阶级在最紧要的关头觉醒，并且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很快成为了德国最大的党派。虽然在俾斯麦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被残酷镇压，由于工会的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能够在帝国议会(德文:Reichstag)内外扩大它们在工人中的影响。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占据了27.2%的席位，1912年，提高到了34.8%。1913年倍倍尔死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和胡戈哈泽(HugoHaase)共同领导SPD。 党分裂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战争公债(德文:Kriegskrediten)的发行。只有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威廉·李卜克内西之子）和奥托·鲁尔（Otto Rühle）两位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反对1915年的战争公债。在一次反战游行之后，卡尔·李卜克内西在1916年被捕，并判处监禁。但出于不明原因，他在战争结束前被释放。在战争中，很多议员不赞同德国社会民主党越来越低贱的姿态，他们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外另外组建了一个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关系的党派德国社会民主党。 1916年卡尔利布克那西特出狱后，他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一同组织了左派的斯巴达克同盟，他们又称为国际派。由于对战争的不安，他们又停止的U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建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不但有左派的反修正主义者罗萨卢森堡，还有《新时代》（Die Neue Zeit）的发行人，卡尔考茨基，以及修正主义之父，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斯坦。从1915年起，一个叫Lensch-Cunow-Hnisch-Gruppe的，和德国-俄国政治评论家亚历山大巴伏斯（Alexander Parvus）很亲近的组织，取代卡尔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斯坦，开始影响反修正主义联盟。他们期待德国能在一战获胜，能够在欧洲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解放在沙皇统治下的人民。海恩里希库诺（Heinrich Cunow,人种学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党校讲师）在1917年取代了卡尔考茨基，成为《新时代》的发行人，也成为了后来的《Golitzer宣言》和《Heidelberger宣言》的撰写人之一。从1917年开始，当大多社会民主党人开始觉得，战争将以失败告终，该组织的影响力也开始随之开始衰退。1918年，战争的失败的结局已经注定，在维尔赫尔姆斯哈芬和基尔的水兵开始起义，也就是历史上的德国革命，又称十一月革命。革命使德国皇帝退位，最后逃到了荷兰。在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领导下的M德国社会民主党(Mehrheits sozial 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为政府更替做好了准备，同时马克思冯巴登王子也将政权移交给了社会民主党主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斯巴达克联盟和部分U德国社会民主党支持仿照年前在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在德国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德语:Rterepublik）。但是革命的士兵和工人并没有过多把俄国的十月革命做为榜样，他们大多都在为结束战争和推翻军政奔走。在此目标下M德国社会民主党和U德国社会民主党再度合并。这个在艾伯特和哈择领导下的，由M德国社会民主党和U德国社会民主党平等组成的革命政府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政府，它只是作为不久后举行全民大选最终产生国民议会做准备。 在1918年末，多数社会明主党人和少数时候民主党人开始在联合政府中为军事镇压起义的水兵争论不休。M德国社会民主党觉得没有授权的行动是违背工人运动民主原则的，他们尝试建立义务警察系统（德语:Volkswehr）和多数社会民主的自由团体。1919年1月，斯巴达克同盟发动第二股革命浪潮，让它横扫德国。***主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聘用自由军团镇压起义。由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征召的右派民族主义自由军团在多数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对斯巴达克同盟起义(德文:Spartakusaufstand)和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德文:Mnchner Rterepublik)进行了血腥的镇压。由此，古斯塔夫诺斯克也成了魏玛共和的第一任****，同时他也被冠以了“血手“的称号。他应该为众多的，知名的或不知名的，自由军团对革命者的谋杀负责。罗萨卢森堡和卡尔利布克那西特在1919年1月15日也未幸免于难。艾伯特和诺斯克在十一月革命，以及对其的镇压中的觉色，被当时的议会内外的左翼团体和政党的攻击，被职责未“革命的叛徒“。斯巴达克联盟和其他左派革命者联盟在1919年1月1日建立了德国共产党（德语: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这也是革命社会民主和改革社会民主分道扬镳的标志。 从1919年到192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一直担任年轻的魏玛共和国总理，德国社会民主党也主导政府的各个部门。1922年，左派开始崛起，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残余的U德国社会民主党再一次合并，从那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他们分担了政府部门的主导权，最后在1928年到1930年组成了以海尔曼米勒（Hermannmller）为首的米勒II内阁大联合政府。奥托布朗（OttoBraun）在普鲁士从1920到1932也一直担任普鲁士总理。由于一些工人阶级选民投向了德国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试图作为***来保持在帝国内部政治的影响以减少选票的流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基础在魏玛共和国期间以工会组织的专业工人队伍为主。虽然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纳粹党，NSDAP）开始逐渐崛起，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保持了它的选民群体。纳粹党依靠年轻选民甚至非选民赢得了选举，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太多的反对。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结构上的症结，它不愿意和被德国社会民主党称为社会***的德国共产党(KPD)合作，同时其他边缘化的公民党也不是对抗纳粹的好伙伴。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议员采取的妥协政策导致了在布吕宁政府（Regierung Brning1930-1932）中一部分年轻党员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越来越多的责备。1931年一部分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再度组成了SAP（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在一场被称为普鲁士政变（Preuenschlag)的运动，德国社会民主党最后的堡垒也被攻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他所有党派对授权法投了赞成票的的情况下，毅然投出了反对票，捍卫了它作为一个强调民主的党派的荣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所有党产被没收以后，相当一部分的党派领袖移居它国。在1933年5月1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主要成员在生命威胁下通过了希特勒的外交解释。同年6月21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收到了希特勒的禁令，7月1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被禁止。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和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由大部分德国社会民主党脱离者组成）成了新的激烈竞争对手,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德国革命的余热。柏林的普鲁士政府领导人，社会主义者布劳恩，1932年7月20日在军事政变中被驱逐，1933年纳粹**止了***。***引以为豪的是他们是1933年唯一一个在投票中反对授权法的政党。二战以后***重建。在西德,***起初处于在野位置,但是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和赫尔穆特施密特从1969年直到1982年领导了联邦政府。在1959年的哥德斯堡计划中***摒弃了阶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概念，继续推行社会****。虽然起初***反对西德于1955年加入北约,不过现今十分强烈的支持德国加强与联盟的关系。在苏军占领区也就是后来的东德，***被强迫与德国共产党合并成德国统一社会党。1989年东欧巨变以后，东德的***重新回到独立政党状态，两德统一后与西德***合并。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历史上的整和，曾受到德国哲学家马克思的协助，德国社会民主党至今仍奉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来源之一，但是该党现今不主张暴力革命，不主张******。在1989年，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从一个工人党派（德文：Arbeiterpartei）转向人民党派（德文：Volkspartei），德国社会民主党告别了从1959年一直延用的哥德斯堡宣言（Goder**erger Programm），取而代之为柏林宣言。入今，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能更好的强调党派观点，清晰党派政见（特别是和CDU），于2007年新发布的党派宣言。至200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大联合政府（德国社会民主党，CDU，CSU）的一员，三个政党根据联合组阁协议，***取得8个内阁席。总理施罗德的办公厅主任弗兰克沃尔特施泰因迈尔将出任外交部长，财政部长一职则属于颇受爱戴的前州长皮尔施泰因布吕克。德国社会民主党把社会正义作为它的一个主要政见。经济应该发展，利益应该公平分配，因此公民才能更好的享受社会福利。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一个强大而重视社会福利的国家才能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一个充分满足下一代需要的财政政策也是非常必要。为了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为了不同的人群能够获利，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了新改革议题，如新的富人税政策等。在社会政治上，德国社会民主党致力于民法，开放式社会和公民参政上，它们是自由，正义和团结的基石。国际政策上，德国社会民主党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欧洲一体化和对外政策。

二战为什么中德有合作

错了，兄弟，中德合作到1937年就停下来了

按照历史学界的算法，二战时1939年爆发的

20世纪中前期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德合作在某种程度上让中华民国与德国结成了一个联盟。亲密的合作关系使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军备迅速实现现代化，尤其是在第二次日中战争之前。从清王朝遗迹上站起来的中华民国，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军阀割据，列强环绕的环境下艰难的生存着。国民党通过北伐，在1928年从名义上统一了军阀动荡之中的中国。此时，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日益昭现。鉴于此，中国迫切需要实现军备和国防工业现代化以获得自卫生存的能力，而德国则需要稳定供应的原料供应。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期，这种关系将中德两国紧紧地维系在一起。虽然合作的蜜月期自33年纳粹当政开始到37年中日战争爆发结束只持续了不到四年时间

1933年，因大萧条的影响，中德贸易比30年和32年略有下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于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而陷于困顿，但是德国工业，进出口商和国防军都想从发展中获得利益。直到奉天事变前，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并不顺利。奉天事变让满洲里变成了日本的傀儡国，并直接导致中国的工业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为目的的军事和军备工业发展。它刺激中国经济走上一条以国防为中心的发展路线，巩固了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1933年，纳粹党掌权使中德政策走向变得清晰。在此之前，德国的对华政策是充满矛盾的，魏玛政权的外交大臣极力鼓吹政府应在东亚地区保持中立，并反对国防军工业体系直接和中国政府进行合作。那些进出口商因为担心中央政府会在他们的生意中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自然也是鼎力反对。但纳粹政权推行的是战时经济政策，动员全社会扩大生产并对诸如钨、锑等重要的军需材料以及各种原材料进行战略储备。而这些原材料中国都可以大量供应。因此，从这个时代开始，对各种原材料的需求成为了德国对华政策的推动力。 1933年5月间，汉斯•冯•希克特将军到达上海并担任资深顾问为经济和军事发展提供建议。同年6月，他在给蒋介石的《给元帅的备忘录》（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绘了他对中国工业化和军事化规划的大纲

中国和德国之间都有什么贸易往来

中国和德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包含，德国主要从中国进口电脑、纺织品等商品，中国从德国的进口则主要集中在机械领域。机械设备进口是中德贸易的重中之重。

在进口方面，2018年，德国货物进口来源国按金额计算前三位分别为中国(1062亿欧元)、荷兰(982亿欧元)和法国(652亿欧元)。

在出口方面，2018年，德国货物出口目的国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美国(1135亿欧元)、法国(1053亿欧元)和中国(931亿欧元)。

在贸易顺差方面，德国2018年对美国的顺差最高，达489亿欧元；其次为对英国的顺差，达450亿欧元；对法国的顺差则为402亿欧元。

扩展资料：

据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整理的历史数据显示，自2015年起，德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逐步减少，其中2017年德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为145亿欧元。2018年，德国对华贸易逆差进一步降至130亿欧元。

发展中德贸易是保持和发展两国关系的一个基础。长期、持续和较快的发展中德贸易，有利条件是主要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双方经济和贸易的互补性；此外两国对外政策的相似性也是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

朔尔茨“绝不脱钩”与绿党“限制德企对中投资”，德国内部矛盾尖锐化

俄乌冲突开始后，作为欧洲领头羊之一的德国，其世界话语权之弱，让人大跌眼镜——任由美国指派军援、让美国肆意吸血，卖4倍天然气、诱惑产业往美；任由乌克兰方面辱骂指责，辱德乌克兰大使还得以高升，被任命为乌克兰外交部副部长。德国总理朔尔茨顶住压力访华，力主“绝不与华脱钩”，德国副总理哈贝克却不断声称要减少对华依赖，要求给对华投资设限。德国副总理哈贝克我们不禁质疑，德国到底怎么了？三党红绿灯这就不得不谈到德国这一届政府的组成——德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绿党、自民党三党联合执政的独特局面。这三党，在其竞选纲要中都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巩固美欧同盟的主张——这也意味着**势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据相关议员背景报告调查显示，越是拥有一个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教育背景，在政治事务上处理越倾向于激进和强硬，越是年轻越是激进。在这一届德国政府中，很多并没有太多政治经历的年轻议员上位。这些年轻议员普遍具有坚定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但缺乏老一辈德国政治人物的谨慎作风、长期具体的工商业从业背景以及对冷战对抗的清晰记忆。所以绿党出身的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绿党出身的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都在煽动激进的对立，恶化对华关系。朔尔茨曾担任德国汉堡市市长、德国财政部长，他深知对华贸易的重要性与对华脱钩的严重性，在德国陷入目前困境的情况下，务实合作才是最好的解药，所以在访华前夕，朔尔茨顶住压力推动了中资入股汉堡港码头的项目。德国作为欧盟头号经济体，如此表态，自然为那些期待参与对华贸易改善困境的欧洲中小型国家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但反观哈贝克，作为绿党的代表人物，唯美国马首是瞻，直到美国的一系列吸血操作确实刺激到了绿党，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更是重重抽了“盟友”的脸，哈贝克这才退了一步，但又提出了将对单一国家的投资实施一个上限，不产生对某一个国家的依赖。这一提议看似公允，但实际上是变相地设置保护主义壁垒，将正常的经济贸易政治化，以政治干涉供应链稳定。德国的矛盾哈贝克声称，德国正在确保与中国的贸易不存在战略依赖。作为经济部长，哈贝克曾召集德国商界精英举行视频会议，试图敲定一系列颇为严苛的对华经济政策，招致了德国商界集体反对。绿党又从外交部下手，呼吁德国企业加强与其他经济体的联系，并对德国与中国的贸易进行更多控制，包含对材料依赖性进行压力测试。将与中国的正常贸易，等同于欧盟制裁的俄罗斯能源依赖，这一行径再次遭到了商界的反对，毕竟中国的市场、中国的产业链不是随便任一可比拟的，这些要求只会挫伤德国的经济发展。大众汽车集团软件公司CARIAD全球首席执行官德克·希尔根贝格表示，“中国是我们繁荣的一部分”。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首席执行官薄睦乐等8位德企高管联名发表题为“退出中国将令我们失去机会”。德国商界认为，政府内部的矛盾冲突，会导致德国失去信誉，失去原本应有的机会和发展。不过，相比此前激进脱钩的言论，在意识到与中国脱钩的严重性后绿党的表现有所缓和，德国政府内支持对华合作一派的力量有所上升。这是好的趋势，但对德国政府来说，如何自立自主，做符合德国国家利益、民众利益的事，还需要一段时间。延伸阅读牛弹琴：德国总理回国后，感慨自己心灵受到极大震撼多出去走走看看，总不是一件坏事。反正，德国总理朔尔茨最近的亚洲之行，给他心灵以巨大的震撼。他访问了中国，后来又去了越南和新加坡，还去印尼参加了G20峰会。回国后，在11月21日的《南德意志报》主办的经济论坛上，朔尔茨向大家分享了自己最近亚洲之行的心得。看相关媒体的报道，除了乌克兰危机的反思外，大概还有三点。1，感慨西方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朔尔茨说，欧洲和北美国家能够享受世界上最好经济——“稳定的增长、低通胀和高就业率”的美好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2，感叹世界正发生根本性变化。尤其在访问越南和新加坡后，朔尔茨感叹，世界正在日益多极化并发生根本性的结构重组。几十年前，越南和印尼等国家一直为欧洲和北美市场生产廉价商品；现在，世界拥有购买力的中产阶层增长了10亿人。3，警告必须对“去全球化”说不。朔尔茨说，“去全球化是一条危险的错误道路”，德国经济必须“不惧怕与多极世界相关的变化，而是做出相反的反应”。他表示，德国企业通常“对全球经济动荡做出更快的反应，并利用多元化和转型的机会”。我相信，朔尔茨的感叹是真诚的，尤其是他去了新加坡和越南。曾几何时，西方人谁看得起越南、新加坡和印尼，因为在他们的印象和宣传中，这些国家都是落后、贫穷的代名词，西方人去那里，更多是消遣，是去施舍，是去援助。但朔尔茨亲眼看到了这些亚洲国家的活力。别忘了，印尼有2.7亿人口，越南有9800万人口，都比德国还要多。这两个国家虽然现在还远比不上德国，但经济发展迅速，呈现出勃勃的生机。更别提新加坡，新加坡现在的经济活力和生活水平，已经让很多西方国家都感到羡慕。当然，也不用提中国。这一次朔尔茨亚洲之行的第一站，就是中国，可能有疫情的多重考虑，他就到访了北京。但他的前任默克尔，每年一定要访华一次，一定要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京，另一个是其他中国城市，南京、成都、沈阳、合肥、深圳、武汉为什么？就是要走走看看，亲自感受一下中国大地的巨大变化。所以，我们也看到，默克尔对华政策的一贯和老道。从这一点看，朔尔茨确实也在努力向默克尔看齐。他顶住了压力，成为二十大后第一个到访中国的西方领导人。他带了一个超豪华企业家天团，明确表示，德国不想和中国“脱钩”。成果也自然丰硕。经贸领域就不多讲了。朔尔茨自己就说，中国领导人和他都明确宣布，这场冲突中不可使用核武器，这是他此次访华行程中“最大的收获”，“单凭这一点，这趟旅行就是值得的。”朔尔茨的感叹，我总觉得，这也是西方有识之士在认真反思。确实也到了必须反思的时候。最后，粗浅三点吧。第一，西方不是全世界。过去，西方总认为自己就是全世界，总喜欢以俯视心态看待东方。哪怕现在的卡塔尔世界杯，仍是各种挑剔甚至鸡蛋里找骨头。以至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都看不下去，忍不住痛骂：西方人在开始给别人上道德课之前，我们应该为过去的3000年道歉。西方还停留在以前，但东方已不再是原来的东方，中国在崛起，印尼、越南也在崛起，新加坡早就进入发达行列。今天的世界，再不是西方一家独大、为所欲为的世界。第二，全球化仍是推动力。没有经济全球化，能有今天世界的发展繁荣？能有德国今天的经济成就？根本不可能。所以，当美英等国“逆全球化”高涨的时候，德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事实上，德国也成为全球化的最重要旗手之一。美国向右，德国向左，西方也正在发生微妙而深远的变化。这有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在对外心态上，欧洲不会也不甘于总是跟在美国屁股后面，德国也在多元化投资和布局，我们必须看到这一点。第三，朔尔茨不简单。表面看就是一个邻家大叔，权力也受到诸多掣肘，但在关键问题上，确实很清醒。我之前就说，朔尔茨这次访华，在西方的舆论大环境下，你说他有没有掣肘？有没有压力？有没有顾虑？肯定也是有的。但权衡再三，还是毅然前往，这就是一个政治家的判断力和魄力。最后，成果很丰硕。他随后去印尼、越南，同样感慨很多，这个世界变了。很有意思的，朔尔茨出行，有一点却一直不变的——他总喜欢拎一个包，不仅自己亲自拎，而且这个包还挺旧的了。拎包的朔尔茨大叔，很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