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科姆考利（马尔科姆·考利的人物生平）

本文目录

• 马尔科姆·考利的人物生平
• 马尔科姆·考利的主要作品
• 马尔科姆·考利的写作特点

马尔科姆·考利的人物生平

马尔科姆·考利1898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坎布里奇县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1911年，考利进入皮博迪高中，开始了高中学习生活。在这里，他开始展现出自己的文学天赋。在1944年写给斯坦利·扬（Stanley Yang）的信中，他说：“在进入皮博迪高中时起，我就想成为一名作家，并开始向校报投稿。”很快，他在学校的文学圈中变得越发显眼，成为了皮博迪文学社团的一员。在校期间，他共向校报投了5篇短故事、7首诗歌；他写的散文曾在学校获奖。考利在学校结识了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他们多是校报的或投稿人、文学社团的成员等。文学作为纽带把这群年轻人联系在一起，考利的高中生活因文学而变得多姿多彩。朋友间的文学交流增加了考利对文学的兴趣，对他以后文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1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入读哈佛大学。在哈佛上大学时，考利已经吸收了他那一代人所特有的浪漫主义思想和追求。1917年，考利中断学业，像其他众多热血青年一样，奔赴法国前线，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即使身在军队，考利也未曾放弃他的文学梦想。作为战地救护队的志愿者，他以战地的所见所闻为素材来进行创作。1919年，考利离开军队，与自由艺术家佩吉·贝尔德（Peggy Baird）结婚。 在此期间，战争的残酷和非理性以及现实的无助使他们决定离开美国这个伤心地，远走他乡。1920年考利从哈佛毕业， 以自由作家的身份，在格林威治村为一些小杂志撰写书评。 1921年，考利获得奖学金，赴法国留学。他和妻子一同来到法国，入读蒙彼利埃大学。 他一方面攻读学业，一方面为美国报刊撰写书评。 在法期间，他结识了很多作家、艺术家。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对达达主义的推崇吸引了考利，受其影响，考利的文艺思想也发生着变化。他或多或少吸收了达达主义的文学观念，但是，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个达达主义者。旅居法国的经历增强了考利对美国社会的洞察力，使他可以在文艺的前沿来反思美国本土文化。考利认为文人应以整个文学作为自己的活动范围；同时文人应该一面保持自己的观点，一面关心人类活动的每一方面。 在1921-1923年，考利就读于法国的蒙彼利埃大学。这一流亡生涯犹如文学的一次奥德修斯之旅，以寻找梦想的精神家园。回到美国后，1929-1944年，考利作为美国自由派杂志《新共和》杂志担任，成为文学书评的中坚力量，从20世纪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一直任职于维肯出版社。 在1929年大萧条来临之际，美国的知识界面临着巨大的思想危机。1931年，他卷入到肯塔基矿工的罢工斗争中，这次事件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触动。肯塔基之行之后，考利开始与左翼激进作家有了接触，认识到苏联的反***作用。考利一度与左翼联系密切，甚至成为左翼阵营中的一名宿将。 他在1935年出席了召开的第一次全美作家****。但是，国际形势的一些急剧变化使美国作家的统一战线——美国作家联合会开始瓦解。1937年第二次全美作家****召开时，革命的主题已大为削弱，西班牙政局成为作家关注的中心，许多美国作家退出了共产党和作家联合会。 30年代末，苏联国内的肃反运动和苏德协议的签订，使美国的左翼运动发生动荡与分化。这两大事件在左翼阵内部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人们都感到迷茫，对****产生怀疑。起初考利还心存幻想，但现实使他动摇了，1939年他彻底转变立场，脱离左翼阵营。此后，考利决心远离政治，他离开纽约，回到了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家乡谢尔曼，专心于自己的文学工作。40年代，考利出任维金出版社的顾问，出版了一系列的作家选集，包括《海明威文集》、《霍桑文集》、《爱默生文集》。其中《袖珍本福克纳选集》由考利亲自撰写序言，极大地提高了福克纳的社会知名度。福克纳能够蜚声美国文坛，主要归功于考利的大力推举。五六十年代，他还在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 1941年6月在纽约举行的第四次全美作家大会更表明进步作家的“蜜月”正式结束。接着是五十年代的冷战和麦卡锡主义时期，迫使考利在内的一些作家把对实际政治问题的兴趣转移成为对抽象的道德问题的探讨如对人道主义、人类命运的思考等。 晚年，考利定居谢尔曼，过着简单平静的生活。他中止了关于政治问题的写作，愉快地回到了单纯而简单的文学批评中。他重新发现了阅读的乐趣，开始关注美国本土文学。考利仍热心于文学事业，他很积极地参与乡镇生活，还帮助村里的报纸。在这样愉悦舒适的环境中，考利度过了自己的晚年。 考利是一位非常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资深，他曾经毫无保留地关心和扶持过如康拉德·艾肯、福克纳、约翰·契佛、杰克·克鲁亚克、肯·克西等许多作家。作为美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诗人、翻译家、，考利的一生著作颇丰，他早年出版过诗集《蓝色的朱尼厄塔》《干燥的季节》，翻译过许多法国文学作品，但考利将更多的精力致力于文学评论。其中《流放者的归来》《金山梦》《我的作家生涯》《80岁的展望》等专著，都已成为研究现当代美国文学发展和现状的重要文献考利了很多作品选集。在1980年的《金山梦》（The Dream of the Golden Mountains）中，他回忆了三十年代时的生活。 1989年8月29日考利因心脏病去世，享年91岁。

马尔科姆·考利的主要作品

作品名称原文名年份《蓝色的朱尼厄塔》Blue Juniata1929《干燥的季节》　　1942《文学现状》The Literary Tradition1954《重放的花朵》A Second Flowering1973《金山梦》The Dream of Golden Mountains1980《80岁老人的看法》　　1981《流放者的归来》Exile’s Return1934、1954（修订）《我的作家生涯》　　1979

马尔科姆·考利的写作特点

即使身处同一个历史时期，同样对于一战后出现的这批“迷惘的一代”艺术家，考利与其同时代作家也持有不同的价值评价准则。斯泰因提出了“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霍顿和爱德华则称其为“悲伤的年轻人”（the sad young man），而考利却选择了“流放者”（exile）一词。不同术语的使用展现了他们观察和阐释这一社会历史现象的不同视角。考利本人就是这批“流放者”中具有影响力的一员，他既是参与者又是旁观者，他以双重身份、双重视角为出发点，试图真实地再现一战后的流亡艺术家们的创作活动与思想轨迹。流放，这个词的普遍解释为被驱逐到边远地区去生活。而考利本身所强调的则是一种“自我流放”。这群艺术家们大部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归来，却遇到了那么令人失望的一个美国社会，对当时主流文化的不同见解以及与主流社会的格格不入使他们决定远赴欧洲，一些人聚集与巴黎左岸。事实上左岸并不代表法国文化正统，它是游离于法国主流文化之外的“异类”文化堡垒，他存在于法国境内，但自成一个小世界，和美国的格林尼治村一样，是文化反叛的基地。在那里，艺术家们找到了似曾相识的归属感，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所以即使他们选择了背井离乡抑或留在祖国，他们都可以被称之为精神上的“流放者”。但是，正如尘埃落定一样，事物不可能总是处于混乱状态，总要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形成自己的格局。考利坚称这些“流放者”们最终必将回到自己的祖国，完成他们思想上“追逐者”的使命。考利意识到虚无缥缈的“个人主义”已经彻底破产，这促使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奋不顾身地投身到美国社会各项价值观的重塑工作，希望通过这种努力来找回他们灵魂上的“归属”，从而结束精神上的“流放”。在《流放者归来》的最后几章书中，他顺便提到几位早先转变过来信仰这一理想的人，如迈克·戈尔德、约翰·多斯·帕索斯和乔·弗里曼。考利也认识到知识分子们个人的命运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着，而是与各种不同社会阶层的理想和目标紧密相连，当他们选边站队最终确立自己的立场时，才发觉自己已不再是流放者，并实现了“追逐者”的自身价值。“他们有了朋友和仇敌，在社会中有了目的，这样，不管他们居住在美国的任何地方，他们都找到了家乡。”“家乡”的深邃含义正在于此。纵观现当代美国文学，各种流派纷呈，互相包容并存，既有对外国文化的扬弃发展，但仍植根于美国的社会现实。 考利把他那一代人的历史经验阐述为“离别和归来”模式。这一模式虽然特别适用于“迷惘的一代”，但在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内，却恰恰是本世纪美国文学的一个真实写照，从而真实再现了一战后美国社会历史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