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读书会（卡夫卡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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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夫卡的门
• 上海演讲一哥成《奇葩说》导师，中间是何缘故导致
• 如何开一家独立书店
• 做学问 如何做学问

卡夫卡的门

加缪将存在归于荒谬，源于人类对自身的反省。存在与意义之间，总会让人感觉荒诞和失望。在《西西弗神话》里，他表达了这种理想：诸神惩罚西西弗，让他不断地把巨石滚上山顶，而巨石由于自身的重量又会滚落下来，诸神相信没有比这徒劳无望的工作更可怕的惩罚了。但是，西西弗还是不断地把巨石滚向山顶，然后看着它再滚到山谷。之后，再卷土重来，周而复始。 人们总是为未来赋予意义。阿伦特将这种意义称之为“启明”，她认为：“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利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 卡夫卡的《在法的门前》，无疑既具有加谬所言的荒谬也有阿伦特所指的“启明”。文中那个可怜和卑微的乡下人，在最悲惨的境遇下，企图依靠“微弱的光亮”，驱散生命中的灰暗和苦难，但最终光明和正义并没有到来，反而在等待的漫漫过程中无谓地耗尽了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启明”并不存在，如同卡夫卡笔下的“法”。如果确实有“启明”的话，这一“启明”也许只存在于个人意愿与单向幻想里。如同年少时，都怀揣着各色各样的梦想，但在现实之“门”面前，梦想会一个一个地依次破灭，呈现出加缪所说的荒诞来。 《在法的门前》讲的是一个乡下人，来到法的门前，试图进入，却遭到守门人的阻拦，守门人对他说，现在不能让他进去。乡下人问他，是否以后可以进去。守门人说，有可能，但现在不行。法的门始终敞开着，乡下人弯下腰，不断向门里张望。守门人警告他，既然它这么吸引你，那么不妨试试无视我的禁令进去吧。但是要注意：我非常强大，而我只不过是最低级的守门人。从一个大厅到另一个大厅都站着守门人，他们一个比一个强，第三个守门人我都不敢正眼瞧他。 乡下人被守门人的警告所震慑。于是，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坐着门口等待允许进入。为了早日进入法的门，乡下人使用了许多办法，甚至不惜贿赂守门人，守门人接受了乡下人的贿赂，但就是坚决不让他进去。 在等待的许多年里，乡下人一直在观察守门人，而忘记了第二个、第三个守门人的存在。他认为，第一个守门人是他与法之间的唯一障碍，只要突破这个守门人，他就能看到法的正义和仁慈。在等待里，他开始诅咒着自己所遭遇的各种不幸，激情高昂，义愤填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逐渐变老。最后，他的目光模糊，只能自言自语了。他不知道，是因为自己的两眼昏花了呢，还是周围的世界在不断地变暗。然而即使在最黑暗里，他却依然感受到了一束光源源不断地从法的大门里投射出来。 直到临死前，他才提出了一个之前未曾想过的问题，他问守门人，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除了他，再没有别人要求进去呢？守门人看着奄奄一息的乡下人，大声地说：这扇门没有其他人能进去，因为这扇门只是为你开的。现在我要去把它关上了。 这是一则看似荒诞实则让人震惊的寓言，在卡夫卡平实而又冷峻的文字背后，是在用晦涩的语言向世人讲述一种人类的共同宿命和不幸遭遇，求而不得，却心存幻想，苦苦追求。无论是《城堡》中的K，如何地孤军奋战、百般周旋，但最终也没有进入城堡；还是《审判》中的银行助理约瑟夫·K，在无故受到批捕后，试图通过搜集证据还原自己的清白，但不论是他如何努力，仍未摆脱被处死的结局。《在法的门前》通过压缩乡下人一生的遭遇，戳破了真实的谎言，还原了生命的真相。它既是卡夫卡的困境和心灵史，也是人类的困境与未来史，它早已突破了“法”的象征寓意，具有了普适性。正如奥登的评价，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卡夫卡出生于布拉格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父亲强硬粗暴，期待他能够成为商人，继承祖业。年幼的卡夫卡就生活在父权的笼罩之下，生命变得瑟缩、迷惑、自责和恐惧，也造就了未来的他谨小慎微、自我封闭、孤僻忧郁、内向悲观，以至于他害怕生活，害怕交往，害怕结婚生子。唯有写作，唯有发疯似地白天黑夜地写作，才能够让他逃离彻骨的孤独和绝望的恐慌。短篇小说《教父》，就是在1912年的一个晚上通宵完成的，《审判》的写作，也是如此。写作在卡夫卡那里，成为了对抗强暴父权与坚硬世界的一种生命方式，一种保存自己不被外力挤碎的甲壳和武器，正如他在日记里所说：“不通过文学途径把它引发出来，我就要撕裂了！” 虽然卡夫卡去世之后，被尊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并在世界各地掀起了经久不衰的“卡夫卡”热，但生前，他的作品和他一样，落寞和孤独，大多数作品都没有发表，也没有办法发表，一扇无形的“门”阻挡着他进入文学殿堂的入口。 卡夫卡是捷克少有的用德语写作的小说家，他出生的布拉格，当时受奥匈帝国统治，德语是奥匈帝国的官方语言，从小学到中学，他都在德语学校读书，德语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卡夫卡的写作语言。直到1918年取得独立，布拉格才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都。独立之后的捷克通过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为民族复兴而载歌载舞，德语文化受到了民族主义的排斥和挤压。卡夫卡的德语写作成为当时的一个异类。国家的不幸造成了卡夫卡的不幸，国家的复兴造成了卡夫卡更大的不幸，卡夫卡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文学中的一座孤岛，写作语言成为了一个作家是否爱国与进步的标志。文学并没有给卡夫卡带来“启明”，一种无形的力量始终牢牢地控制着一切，语言成为他进“门”的第一个守门人，将他挡在了千里之外。正如，他将巴尔扎克手杖上的“我能摧毁一切障碍”的格言，改成了“一切障碍都能摧毁我”的谶语。 障碍无所不在。无论是乡下人所面对的守门人，还是卡夫卡所书写的德语，都是他们进“门”的障碍。从表面上看，一个又一个的守门人，就是乡下人求“法”而不得的原因所在。但细细探究，便不难发现，在守门人背后有着一种强大的力量，牢牢地控制着全局，指使着守门人站在他的位置，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以保护秩序不被破坏。守门人的职责就是阻挡试图闯入大门的人，以维护现有的社会结构。当然，这种阻挡不仅通过武力和恐吓，比如，守门人讲，我非常强大，而里面的守门人更是一个比一个强大，第三个我都不敢抬眼看他，迫使乡下人就此止步；同时，它也通过诱导和欺骗，守门人以一种含糊不清的语言给乡下人一丝希望，他对乡下人说，你现在不能进去，但以后也许是可能的。乡下人就是在这一缕微弱亮光的启明下，放弃了闯入，选择了等待。 但等待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待他明白过来时，已经没有力气进去了。门的里面，是否有代表正义的“法”，给乡下人以公正的审判，不得而之。守门人打开了一扇门，也关上了扇门。乡下人死了之后，这扇门便被关闭了。守门人死了之后，会有新的守门人，继续开门，关门。 社会或者国家就像一部精密的机器，精致而有序地高效运转，并不时地打开一扇又扇门，然后又精确地关闭。卡夫卡的“法”只不过是这个庞大机器的一个零部件，教育则是其中的另一个，它通过打开或者关闭，完成了自身机能的保养与更新。 美国学者Jay Macleod在《我不做：低收入邻里中消逝的热情》一文中，也阐释了教育之“门”是如何打开和关闭，以及“门”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通过对海茨社区低收入群体孩子的成长经历进行的研究与跟踪，发现不管是抵抗教育的门廊闲逛者还是积极上进的兄弟会，他们基本都没有超越他们父辈的社会地位，改变自身的低层命运，尽管兄弟会的孩子前期对未来充满着向往，坚定不移地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总统”。 Macleod八年后的回访结果，让人震惊，也让人失望。他发现，门廊闲逛者确实与他们自身预期的相同，大多都在薪水很低、晋升很少、成功很稀罕而破产司空见惯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工作。他们不是没有工作，就是呆在监狱，或者偶尔有工作了但是地下经济或者是毒品交易。但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兄弟会并没有实现他们年少时的热望，更没有完成向更高社会位置的攀升，他们身处经济服务部门的人数甚至比门廊闲逛会还要多，他们也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做着修车、送货、保洁、劳工等低工资、高风险的工作。 这与社会上信奉的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信仰相悖，努力和回报之间的关联也并不像意识形态所宣扬的那样直接。其实，不论是门廊闲逛者还是兄弟会，他们都如同卡夫卡笔下的乡下人，面对着同样的一扇为他们准备的门；也不论是他们静静地等待还是试图闯入，他们也同样面临着一种结局。正如，卡夫卡在《小寓言》里描述的那只走投无路的老鼠，“世界天天在变，变得越来越窄小，最初它大得使我害怕，我不停地跑，很快地在远处左右两边都出现了墙壁，而现在――从我开始跑到现在还没多久――我已经到了给我指定的这个房间了，那边角落里有一个捕鼠器，我正在往里跑，我径直跑进夹子里来了。”乡下人和门廊闲逛者以及兄弟会，都有一个指定的房间，左右两边的墙壁阻挡了他们其他方向的选择，他们只能向前跑，跑到那个“夹子里”，接着，门从背后关闭。 人们所面对的可能性严重地受到诸多结构性障碍的限制。正如Jay Macleod所言“热望、请求和智慧常常不能穿越稳固的结构不平等外形。”况且这种愿望和请求只是一种弄得非常巧妙的机械装置而已，而这种机械装置的整个运行过程，我们往往一无所知。对于下层阶级来说，通向上层阶级的大门的确是敞开着的，正如卡夫卡笔下的那个乡下人，但各式各样的选拔考试以及语言、文化的差异，很难被我们觉察，而成为了阻碍梦想实现的障碍。 在社会控制层面，这种意识形态无疑是成功的，它无需强力和制裁，只需通过推行那些可以强化其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使下层阶级通过认同这一价值观和竞争体制就会变得温和与顺从，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和深入性可以确保社会稳定和社会和平，它比强力更具有隐蔽性，也更有效。 小说中的乡下人尽管“尝试了很多方法”，甚至拿来所有的东西，来贿赂守门人，但是他还是不被允许进入，社会结构与阶级次序森严屹立。而守门人早已知道，无论乡下人如何努力，都不会得到允许，从他刚来的第一天起，他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乡下人只有呆在他自身的社会位置，所有的努力只不过是一种徒劳。 但是，乡下人一直活在“现在不行”，但明天“有可能”的幻象里，正如塞缪尔·贝克特笔下的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他们踯躅在不可知的人生旅途上，忍受着无边无际的苦难和无处不在的悲伤，苦苦等待那个能够赋予他们无限希望但却迟迟不来的戈多。 戈多最终没有来，乡下人临死前也未能进入法的门，他们都在满怀希望中憧憬着未来，但未来就像一个泡沫，在他们生命的旅程中不断地缩小，最后消散不见。

上海演讲一哥成《奇葩说》导师，中间是何缘故导致

上海演讲一哥成《奇葩说》导师

在《西方现代思想》的第20节课上，刘清开始谈论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

他的声音温柔而稳重，带着一些让人安心的力量。那个班的题目是“怎样才能不成为坏人？”阿伦特出生在德国的一个犹太家庭，漂泊一生，二战前流亡美国。她研究了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根源，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她反复寻找人类的“思维”与“善恶”的关系。然而，在这本书完成之前，她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了，最后一台打字机上留下的是一个孤独的词，判断。

在刘清看来，左词是理解哲学家的重要线索。在纳粹德国，新的法律和道德诞生了：为了种族利益合法杀人。

从结果来看，大多数人选择了前者，这是风险最小的选择，导致了20世纪最惨烈的大屠杀。阿伦特说“独立判断是一个很难的选择”，很难，但有人做到了。刘清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叫安东施密特的德国士兵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尽力帮助犹太人逃跑。后来被纳粹逮捕，判处死刑。

庭审中，律师为他辩护，称帮助犹太人是为以色列国防军节省劳动力，但施密特否认了这个理由，他承认帮助犹太人是为了挽救他们的生命。

在那堂课结束时，刘清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并谈到了他对剩余单词的理解。“阿伦特曾经说过，‘判断各种特殊情况，没有不变的通行标准，也没有一定的规则。’。我们只能在特定的情况下承担风险，真诚地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并为此承担责任。对于现代社会的公民来说，这是一项极其困难的道德任务。"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所要分享的内容了。

如何开一家独立书店

需要什么？首先我想打击你一下，我觉得最起码你需要做好心理准备，十足的准备。事情不会像你想的那样顺利，开了书店会有很多文青来光顾，生意很好，光顾的人络绎不绝。。你要知道，这个时代大家都很忙，而且当当亚马逊很火。书店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成本算比较低的，拿我自己了解的情况来说，在二三线城市，如果不是开单向街那种连锁的比较大的书店，只是开个五六十平米自娱自乐的书店，成本十万足够，（但我不保证能运营多久），这部分钱一部分是进货，一部分是装修。还有一部分是租房子和准备好一年左右的租金。第一次进书，不要太多，如果五十平米的话，不要超过一万本最好。你问得申请营业执照这个事，这个很容易办，具体百度，总之不必担心这个。书店选址方面，我个人建议在大学高中附近，不可否认，相对于其他群体，学生看书还是比较多的，不要选特别偏僻或者特别繁华的地儿，既然开书店，你对书店肯定也有自己的一个定位。接着是经营，开书店难，开独立书店更难，因为你的定位决定了你赚钱的难度更大（当然你可能不是以盈利为目的），我的建议是，弄成休闲书吧的模式，最好能分上下楼或者两间屋，一个是看书，借书，换书的地儿，顺带卖些点心饮品，另一间可以花点钱弄个投影机幕布，用来放电影，只有晚上放。比如在你店里消费多少，到了晚上就可以免费看电影这样，促进一些消费，装饰以淡雅为主，不要太花哨。多做一些换书啊，看电影之类的小活动来积累人气。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弄点小饰品小古董老唱片什么的。你甚至可以自己开个淘宝，顺带在网上也卖书。当然如果你很有钱，你可以把店开的大一些，请些作家，小乐队，或者其他的文化工作者来帮你的店提升知名度。一切似乎挺美的对吧？而且我和你说，书的利润其实很高，如果你真的做得好，赚钱自然不用愁。但问题是，很多时候一件事不是你想就可以。（我真是不想打击你）另外给你个建议，如果真的有心长时间经营，最好不要全部精力都扑在这个书店上来，你可以继续上着班来养这个店（怎么感觉我好坏），书店有时候也像咖啡店，刚起步的时候不能想赚钱，它图的就是一个人气和口碑，还有人们对于它的一种习惯。还是那句话，如果你真的考虑好了，着手去做吧。我摒住呼吸全力祝你好运。

做学问 如何做学问

较早的时候，我在F大同一位仰慕已久的老师共进午餐，席间这位牛人谈到了做学问的问题。我觉得那次谈话对我从那之后的对于学术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有很大的帮助，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当然，我觉得之所以当时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谈话之前对于法理学我并非零基础，这位老师的谈话实际上是将我之前研习法理学中未曾达至自觉的部分让我意识到了。当然，这样的结果就是以下的内容当然的不是当时谈话的原样复写，而是基于我自身的理解，因此文责自负。今天之所以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今天我参加的一个读书会进行了一次活动。说实话对于读书会的活动我总是很谨慎的，因为我这个人读书面实在是不广：要是话题超越了法理学范围，我实在是只能打哈哈了。当然，这次读书会是讨论马克思，因此我去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自信的。读书会讨论的过程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我想说的是在这个讨论之后我反思的一个话题，也就是如何做学问？如何做学问？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多人是没有想过的。他们所能回答的是在相关领域内，某位**或者某位大师究竟说了什么，多数还会加上一点基于现实的对于这位**或者大师的批评，就算是自己的观点。其实现在很多学术论文都是这样一个基本模式。自己先提出一个观点，然后找一些大师为自己撑腰——摘录很多的名人名言，然后用这个观点对现实提出批判，最后得出方法上的一二三。这实际上就是很多人做学问的办法。在这里，那些经典和**存在的意义就在于这些经典中存在了一些能够服务于自己观点的“名人名言”，仅此而已。这样的学问实际上很容易就落入到“外行看热闹”的结局。你观点中的马克思仅仅是“你的马克思”，而不是“马克思的马克思”。你看到了马克思提出了观点A，自己也赞同观点A，然后就认为马克思支持自己的观点，或者自己理解了马克思。但去没有看到更为关键的，马克思为什么提出观点A：很有可能马克思的论证与你支持观点A的理由风马牛不相及，甚至截然相反。这才是更重要的一层，所谓“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如果光是看到观点A，很容易陷入“不当类比”之中：断章取义的来看，似乎黑格尔、马克思、阿伦特、海德格尔都讨论了观点A，然后就来一个一勺烩。可是实际上如果认真检讨这些大师的讨论，就会发现他们很多情况下都是在各自的理论目标下说自己的话。比方说谈到“劳动”，黑格尔谈“劳动”，马克思也谈“劳动”，但是这两者根本是在两个不同的逻辑下讨论。难道我们不应该注意这一点么？今天的读书会除了我之外剩下的人都谈到了马克思对于卢梭的继承，似乎马克思也是理性主义哲学的一个延伸。这一点在很多学术著作中也这么说，马克思是理性主义的。实际上马克思的著作恰恰是把“理性”这个东西“去神秘化”，是批判的——这个批判已然不是基于“理性”，而是基于现实，用现实的逻辑批判“应该”的逻辑。因此当我谈到资本论揭示的资本辨证运动的必然性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主张是不可思议的。当然，马克思的观点与现实是否完全一致这另当别论，首先要做的应该是准确的理解马克思的观点，而不是扭曲马克思的观点以契合现实。很有可能马克思的观点是符合现实的，仅仅是你没有看到，你的扭曲反而帮了倒忙。因此，当我们在建立一个观点、评论一个观点或者反驳一个观点的时候，首先要做的是准确的理解这个观点背后的逻辑。它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观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完成了一种彻底的，“格式塔式”的转变。已经不再用道德批判的价值悬设去反注经济学原理，去论证所谓“类生活”的道德正当，而是在现实中找到了超越****社会的内在可能。这个可能不是从抽象主体的角度，而是从现实主体的角度，而现实主体的自我确认又是从对象中得到确认，因此最后的落脚点是如何完成主体与对象化的自身相互的最后确认，通俗来说就是如何达到意识与现实的最终统一的问题。这个最后统一的力量来自于对象化的客体在实践中反复被证明是主体自由实践的产物而完成。这根植于资本内在的矛盾之中，即不断的自我膨胀的资本必然将更多的人抛入无产阶级的大军之中，而同时必然导致生产的不断加速，这样无产阶级就会频繁地意识到自身的阶级地位问题。对于经典我们不应该“消费”它们，看哪个大师的观点和我的胃口就赞成哪个大师或者学派。学问的目的在于求真，在真的基础上再谈选择的问题。对于经典来说，其意义首先当然是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知道还有人提出了如此这般的观点，但是更进一步的说，经典更重要的意义是训练我们的思维，让我们用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方式看待世界，分析问题。这是很多人欠缺的，特别是把学术著作当作消费品的人。因此，当我们仅仅把经典中的具体的观点记熟的时候，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时间在流转，世界在发展，没有人能预见未来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要做的是研习出经典为什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而不是那样的观点，又是怎样论证的。把这个东西学会，才是最大的意义所在。很有可能在看上去荒诞的具体观点下，隐藏着深刻的逻辑。回应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