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马佐夫兄弟哪个译本好（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译本一览）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译本一览

1947年，《卡拉马佐夫兄弟》，耿济之译，上海晨光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953年，《卡拉马佐夫兄弟》，韦丛芜译，文光书店出版社1996年，《卡拉马佐夫兄弟》，徐振亚、冯增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卡拉马佐夫兄弟》，荣如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卡拉马佐夫兄弟》，臧仲伦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卡拉马佐夫兄弟》，年勋、宋岭译，延边人民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卡拉马佐夫兄弟》，王幼慈译，小知堂出版社2003年，《卡拉马佐夫兄弟》，何茂正、冯华英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卡拉马佐夫兄弟》，孙绍振、王光明译，华夏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和 人民文学出版社 哪家翻译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版本好

上海译文的那个是荣如德译的，他是根据英译文译的，而且指向阅读力不高的人群，如果你阅读能力不是很好，建议这个。人民文学的那个耿济之译的，很好，如果你真要欣赏的话，建议这个。另：你真不够大方啊，0分。

哪位能告诉我《卡拉马佐夫兄弟》最好的译本是哪本

耿济之的译本。出版社是人民文学。个人推荐，很好。另外有上海译文荣如德的版本，也不错。

《卡拉马佐夫兄弟》哪个版本比较好

耿的译本算得上忠实沉稳，不过若说胜于旁人，又或唯此呈现陀氏风貌，未免有过。我特意找出两部《白痴》也做了一番对比。因为我读荣如德的译本，一向觉得极有韵味，认为此公深得陀氏意趣，落笔圆润有致，不松不紧，用词不求耀目，却能力透纸背，明白人了解，荣的这种风格之成，不是一种自行演绎，恰恰是就原作奠基、契合而出的结果，否则断不能如此圆熟、忠厚。反观耿译，忠实有余，却嫌灵动不足，往往达不到真正大师（尤其陀氏）的那种“口语”存在感，用力一旦过度，就容易偏离一流小说所拥有的准确的灰度与高度。这种灰度是一种拥有“高度”的模糊，失去了它就不能保存大师眼神中反射的那种散射智慧的余光，尽管能把聚焦在目光下的东西更加清晰化。——只有真正内部的知情人才在真相的叙述当中不自觉地显露它本能里的一种诡秘的笑。这是文学顶部的一个重要特征。对比下《白痴》中的两个译文：【耿译】：那个穿着紧领外套、生着一头黑发的邻座旅客看清了这一切，一方是由于无事可做，终于就问起话来了；他带着一种冷嘲的样子，当人们对邻家的失败幸灾乐祸时，有时会表现出这样无礼的、粗鲁的神情。他问：“冻僵了么？”说吧，耸了耸肩膀。【点评】：这个叙事的语序让人感觉有点别扭，不流畅，不够直白自然，在明明该说话的时候，突然被打断，插入一段意外的评价，显得刻意，从行文来说也显得过于紧蹙，不够从容。而最后的对白“冻僵了么？”似乎是地方习语，或老派的用词，不够通俗，事实上整个翻译，对大多数人来说，相信都会产生一种不时被顿住的陌生感。然而，更关键的问题是，事情说明了，可是真的表达清楚了吗？再来看看【荣译】：穿挂面儿皮桶子的黑发青年多少由于闲着无聊，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终于开口问道：“冷吗”他问时带着那种不知趣的笑容，人们有时候就是会这样无顾忌、不经意地表示幸灾乐祸的心情；接着他还耸了耸肩膀。【点评】：漂亮！一气呵成，从头到尾都显得从容不迫，传达得完整而清晰，每句话都不是“插入”的，而是层层递进的自然关系。读来便轻松连贯，因而可信。更关键的是，耿译，说轻了是语序不佳，往重了说，甚至有点问题，令人生疑：耿译：“当人们对邻家的失败幸灾乐祸时，有时会表现出这样无礼的、粗鲁的神情。”这话逻辑上极其平庸；究竟在说什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值得写呢？然而通过荣译我们却能明白：“人们有时候就是会这样无顾忌、不经意地表示幸灾乐祸的心情”，无疑，这才是陀氏的话题。另外，耿译“冷嘲的样子”远远不如荣译来得传神，这个“不知趣”实让人拍案。说到这儿，还要补充一句，在贴吧看到有人说荣如德的翻译偶尔用词生僻，像什么“孱头”、“杪”等等，对此，我要说，文言和方言，绝不是不能用，关键是看传不传神，用得精不精辟，很多时候，文学上的表达非要用方言才能“精辟”，有时又是因为译者对此处松紧度的考量，这往往是一种更高级的、更细腻的使作品得到忠实传达的关键（而荣译是我觉得在松紧度上拿捏得最好的）。不要觉得陀氏就没用这种语境。另一方面，刻意地取用方言或文言——绕过一个便于传达的词去穷讲究，自然不妥，这是低级问题，或者译者本身词汇量有限，地域性局限或者是表达性局限，这都算是**；然而倘若不是这样，反倒是因为译者本身词汇量大于日常读者，并出于原作行间气息考量而自然择用的词，那就是好的。至于看不明白的读者，大可学几个生词，没什么不好。再来看看《卡拉马佐夫兄弟》，有人以此为例说耿译最佳——《卡拉马佐夫兄弟》最后阿廖沙的告别辞：“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再其次是以后永远不要互相遗忘。”（耿济之）“我们首先将是善良的，这一点最要紧，然后是正直的，然后——我们将彼此永不相忘。”（荣如德）“第一和首先的一条是，我们要善良，其次要清清白白地做人，再其次是永远不要彼此相忘。”（藏仲伦）“我们首先应该善良，这是第一位的，其次应该诚实，最后应该永远互相记住。”（徐振亚、冯增义）这四句哪一句好呢？据“杨哥”说很多人认为只有臧仲伦的好，是老陀的味儿，而他自己则认为耿的好，号称一看就高下立分。真是这样吗？我看未必。要我说，这里面只有一个人的好：荣如德。为什么？因为无论是耿济之，还是臧仲伦，还是徐振亚、冯增义，都没有译出这话的高度来。只有荣如德的译文达到了。可是要想真正清楚地判断，还需要把这句话补充完整来看（顺便说一下，这句话截取得就没水平，凭着连意思都没表达完整的半句话怎么评价翻译好坏呢？）——【以荣如德的译本】：“可我们为什么一定会变成坏人，诸位，你们说对不？我们首先将是善良的，这一点最要紧，然后是正直的，然后——我们将彼此永不相忘。”多么有力量的话语，而这种力量来自于什么？是决心吗？不，这里我的看法是，这种力量只能来自于：信——它就这样给我们带来阿辽沙的那种坚实人格。而另外三人的翻译都令人起疑：我首先质疑“应该”这个词，在我看来，一切“应该的”都值得质疑。我觉得陀氏的读者至少“应该”有这点儿疑惑：难道阿辽沙是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吗？阿辽沙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道德家了？竟然对人说“我们应该怎样怎样”？“你们将来要怎样怎样”？【让我们好好读一下小说：】阿辽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开始就说，“首先我得声明，阿辽沙这位青年绝不是一个宗教狂，甚至也不是神秘主义者，至少我认为不是。”接着，又在另一段中强调：“读者中有人也许认为，我写的那位年轻人是个病态、狂热、发育不良的主儿，是个面色苍白的空想家、骨瘦如柴的痨病鬼。不，相反，那时的阿辽沙是个身材匀称、面色红润、目光明亮、体魄健壮的十九岁小伙子。甚至可以说，那时他长得很英俊，体态优美，中高个儿；棕色头发，脸型端正，尽管呈稍稍偏长的椭圆形；一双眶距较宽的深灰色眼睛奕奕有神；他十分好深思，显然也十分沉着。也许有人会说，脸色红润的人照样能陷入宗教狂热和神秘主义；可我觉得阿辽沙甚至比任何人更贴近现实主义。……”不，阿辽沙可不是什么高尚的道德家，他身上一丝一毫的“道德感”都没有，他的本质（如果非要这么说的话）是预言家。我不怕抖出我这么浅薄的看法，作为陀氏的读者之一，我的确认为荣如德的翻译是可信的，这种可信来自于话语本身的力度和高度。他的译文从头到尾带给人的也是就一个一致而可信的人格的阐述。而这样的译作我认为不可能产生于那种所谓“完成一件陌生任务”式的硬着头皮的翻译工作。也在某种根本性上胜过了耿济之的翻译。——很多人欣赏荣如德的译本，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么“公认的不一定就是绝对的，每人有每人的欣赏角度”一句话能够湮灭的了的。

《卡拉马佐夫兄弟》哪个译本好

上海译文出版社，荣如德先生翻译的这个版本，读起来非常舒服，当然这个舒服是从可视感觉上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读起来并不轻松。上海译文出版社有一套这个系列的书，我还入手了《**山伯爵》等，这套书给人的感觉就是朴实有内涵。